世宗篇10 三年端拱（1 / 2）
端拱三年夏六月朔，劉文濟於乾元殿舉行大朝，在公卿百官、各國使節的見證下，降禦旨，賜金冊，加冕旒，正式冊立皇長子劉繼禮為太子。
劉繼禮，乃是劉文濟與李皇後所生長子，生於雍熙六年，時年未滿十九周歲在嫡長製的約束下，要立太子，是不可能避開他的。而劉繼禮自幼端謹孝順，素有賢名
因此，對於帝國的貴族與官僚們來說，皇帝立太子，所立之人，他們是沒有任何意見的，隻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漢又一位年輕的太子。
從很多人的目光中，都能看出一股熱切，顯然，新一輪的政治投機又將不可避免地展開了。帝國上下，最具投資價值的，就該是太子了，連世祖皇帝算上，大漢已經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，在大漢帝國，成功率是一百。
對嫡長子給予之厚望，劉文濟也不是裝了，依常製，為其配備東宮屬官及衛率，最重要的，以趙王劉昉為太子太傅。
立太子之前，劉文濟著重谘詢過兩個人的意見，一個是聖母蕭太後，一個就是趙王叔劉昉，而對此議，二者都表示認可。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，國家既有成製，嫡長無缺無過，當立。
為了表示支持，在劉文濟請劉昉做劉繼禮太傅之時，在稍微猶豫之後，終是開其尊口，同意再度出山。這已經是劉昉第二次擔任太子太傅了，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戰，或許對趙王而言，扶立天子，都不如培養出一個合格的帝國接班人困難大。
不論如何，在冊立完太子之後，由安南王劉文渙薨逝帶給皇帝劉文濟身心上的壓力也隨之減輕許多，於是收拾心情，重新上陣，繼續搞他的皇帝事業。
端拱三年秋，長江中遊連發大水，荊湖北道沿江諸州縣受災尤其嚴重，災民百萬計，死傷難計。事實上，這幾年，長江水患頻發，不曾斷絕，到端拱三年秋汛，算是集中爆發了。
這算是劉文濟繼位以來，麵臨的第一個影響深遠、波及廣泛、損失嚴重的大災害，不管是為立功還是立德，他都得表現出皇帝憐恤百姓的擔當來，做出救苦救難的姿態來。
於是，自上而下的，朝廷調集精乾人員，籌集糧米衣藥物資，全力投入救災事宜中來。災害洪流之中，方顯英雄本色，這場水災，對沿江州縣的百姓而言是苦難，但對皇帝劉文濟來說，卻是一次整飭湖北官場的良機。
經過平康半年，包括沒有怎麼大整的端拱兩年，帝國上下都出現了一些問題與弊病，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。當初在江陵府蟄伏時，劉文濟雖然不問一政，不辦一事，但可別真當他是去靜養的，默默無聞的同時，他可把荊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個清清楚楚。登基之後，又有武德司那邊更詳細、全麵的情報加以佐證，認識就更深了。
而吏治是最明顯，最容易下手，但最不容易起實效的事情。但借著這次大水，劉文濟直接對湖北官場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頓，自道司以下州府縣鎮各級衙門，長江上的，水師內的，貪汙的，受賄的，救災不力的，欺君害民的
一大波人，在事後被追責處置，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風，就這麼刮遍了湖北官場，讓荊湖北道上下，度過了一個了難以忘懷的年度。
這場長江水災，朝廷一共倒了兩位大員，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誨，以治下不嚴、預防不備、救災不力，受到朝廷的嚴厲申飭，謫遷劍南，任按察使。柴宗誨年紀不小，氣性也大，入川之後，於奉節驛館上奏，請求致仕，劉文濟直接準辭，把他就地再降一級，以東川參政之職致仕，把頂級勛貴的臉麵給丟乾淨了。
柴宗誨於事後第二年就死了，病死、氣死、醉死，坊間傳聞各種死亡都有，總之算不得善終，到死都覺得自己冤枉，以人力豈能抗天意？
但他的抱怨，顯然是站不住腳的，比如江陵知府馮端，以及鄂州知府薛奎，都因為在救災過程中表現出色（一個盡心盡力，一個救助得法），得到提拔。
同是天意，有人死，有人貶，同樣有人升官發財，這就是其中最明顯的差別，怨天尤人，庸人之舉。
還有一個因長江水害倒下的大臣，權勢地位可就特殊了，財政使向敏中，以其荒謬失察、調撥無序，導致延誤救災急情。對於一向以老成持重聞名的向老相公而言，出現如此重大的謬誤，顯然是不正常的。
具體緣由，背後還要什麼隱情，不得而知，隻從結果來看，又一名宰輔大臣從端拱時期的帝國中樞除名了。向敏中也是知進退的人，受到指責之後，便主動向皇帝上奏請辭，以老邁昏聵，難堪重任。
但顯然，對向老相公的品行與才德，劉文濟是沒有意見的，對其辭章，直接留中。後與寇準商議過後，決定就讓向敏中去荊湖北道接任布政使，主持水害過後湖北官民的安撫善後工作，大漢帝國的宰臣上上下下，從世祖時期起就有先例，此事細說起來並不是太讓人意外。
隻不過，在向敏中外放之後，很多人驀然回首，猛然發現，不到三年的時間，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經徹底走了樣。
要知道，康宗朝時，為了趕走那些輔政大臣們，前前後後折騰了好些年，並且每一次都是大動乾戈。而在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內，政治鬥爭同樣不少，這是人所共知的，但政事堂換了這麼多人，在所有人的印象中，卻好似白開水一般平淡，朝廷內外也明顯日趨寧定。
很多事情都是細思極恐的，端拱皇帝與平康皇帝之間的區別，在端拱三年後半段時，已經算是廣為人知了。在前兩年，朝野市井間，還有就劉文濟繼位問題亂嚼舌根的，但在進入端拱三年後，類似的人與事已然絕跡，至少在京城是這般的。
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領下，其勢益猖，雖然還不到亂咬人的地步，但獠牙利齒，已經尖銳地呈現在所有人麵前，讓人不敢不忌。
就是安東國那邊，收到洛陽朝局變化的消息後，都安分了許多，不管是率賓府還是遼東道東北部與安東國交界地區，混亂都減輕不少，安東商人做生意都規矩了些，各種犯罪案件發生了頻率也降低了。
當然，出現這樣的結果，除了皇權復興、中央朝廷日趨穩固這種宏觀大局的影響之外，新任遼東道布政使曾會也功不可沒。兩年的時間裡，由曾會主導，從吏治與商業秩序兩方麵對遼東道進行綜合治理，而這兩項都難免受安東國那邊的影響。
尤其是端拱三年夏，曾會聯合指揮司，對東北沿邊地區進行了為期數月的治安整治，徹底教會安東國人怎麼守大漢、守遼東的規矩，即便安東王劉文淵出麵，都沒用。即便劉文淵在安東國內再強悍，當麵對曾會時，也隻能表示無能為力。
曾會，已然成為平康—端拱時代東北地區的風雲人物，東北政壇一個話題度拉滿的人物，對遼東局勢的安定，對安東的壓製，他有突出貢獻。
雖遠坐朝中，在聽聞曾會在遼東的為政表現後，劉文濟對他也是大加贊賞，甚至一度動了調他回京拜相的念頭。最後未能成行，也是因為劉文濟覺得，遼東的事情絕不是三兩年就能解決的，還需要曾會這名乾臣在那裡替自己多看守幾年。